近日，备受争议的“裸猿”三部曲推出新版，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该书的译者、我们身边的翻译家——已退休的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道宽先生身上。退休，往往是一个人事业的终结，而何道宽自退休以来却以每年100万字的速度译介学术著作。他不仅创下了数量的纪录，更竖起了质量的标杆：他翻译的《理解媒介》一书还入选了去年揭晓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何道宽翻译的动力来自哪里？除了兴趣使然，他说自己不忍心看到那些粗制滥造的翻译书籍贻害读者。

【谈“裸猿”三部曲】

莫利斯给人类敲响警钟

晶报：您是大陆翻译引进“裸猿”三部曲的第一人，与您1987年的译本相比，据说此次出版的新译本不仅内容完整，而且可读性强，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在语言风格上也作了新的尝试？

何道宽（以下简称“何”）：这次修订的语言风格争取两个贴近：一是更加贴近当代汉语的风格；二是进一步贴近原书驾轻就熟、行云流水的文风，尽量选用短句、小词，剔除拖沓的衍文。

晶报：“裸猿”现在国内有几个译本，您的译本与其他译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何：据我所知，大陆有5个译本，台湾有一个译本。对其他译本没有研究，无从置喙。我的主要追求是准确无误。在最近10年的翻译工作中我已经完成了十来个极其艰巨的大工程，“裸猿”三部曲这样风格平易的畅销书译起来很轻松。

晶报：您在新版《裸猿》的译者后记中说，该译本补足了1987年刻意删节的大段文字。您当时删节的是些什么内容？为什么？

何：当时是1987年，性知识尚不普及，人们羞于谈性，译者思想上有顾虑，所以刻意删节第二章白描裸猿性行为的上千字。这么做，除了社会的包容度外，还有学科准备欠缺的学术环境。我在第一版后记里呼吁国内要尽快发展四门学科：比较动物学、社会生物学、文化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学科已经涌现出了一些相当好的成果。

晶报：在《人类动物园》中，德斯蒙德·莫里斯把现代人比作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并直指现代都市人的困境：过分拥挤的生存空间与人的生物学特性严重相悖。您如何看待作者的这一观点呢？

何：高楼使人失去“地气”，高峰期挤不上车使人疯狂，失业、待业可能使人陷入生存绝境，虚拟世界的交友和色情网站可能使人迷茫。应对之策是三管齐下：一是做大生存“蛋糕”，关怀弱势群体，充分就业，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二是用丰富而健康的精神产品引导人们向上，同时要加强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预防精神疾病；三是矫正沉迷网络的倾向，回到真实空间。

晶报：有人说，要真正读懂一本书，首先要读懂书的作者。在您眼中，莫利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何：“裸猿”三部曲的文字震撼人心，引起很多争议，有人视之为色情，有人视之为渎神，我则视之为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写这三部曲坚持的态度是冷峻和科学。所谓”科学”就是以动物学家的眼光审视现代人的生物学遗产，所谓“冷峻”就是对无节制的生育、攻击性（战争尤其核战威胁）、激烈的生存竞争发出严厉的警告。我无缘与莫利斯先生会晤，亦无文字之交，只有间接的单向理解，他是严肃的学者，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谈翻译追求】

我看不惯不负责任的译作

晶报：您这次推出的“裸猿”三部曲就有50万字，自从2002年退休以来，您似乎一直没有停止翻译工作，您的学生曾称您为“百万教授”。

何：自2002年退休以来，我每年出版的论、译、著逾100万字。今年共计出版九本译著，合计250万字，但这不是奇迹，这是把去年完成的翻译都压到今年出版了，是两年的成果。截至今年3月，我的译作已逾1000万字。四五月份还有3本译作问世：《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重新思考文化政策》、《17世纪的荷兰文明》。10月之前还有《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问世，届时我的译作将达1150万字。

晶报：退休后您似乎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学术青春，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何：退休后翻译的产量很大，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一辈子的脾气是这样的，翻译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第二，我想把过去做行政工作时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第三，就是一种使命感使然，我看不惯不负责任的翻译，也算是对著作、对出版社、对读者的一点责任心吧；第四，有很多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找我翻译，“裸猿”三部曲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特意找我翻译的。

晶报：能不能说说您现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何：我以前是早晚两头熬，现在已经好多了，改成“一头熬”了。我现在是早睡早起，每天凌晨3点起床，极少有早上5点钟以后起床的，这样才能保证每天翻译十个小时，我极少去应酬吃饭，因为这会打破我的作息时间。我每天至少翻译3000字，有了3000字打底，才能心安理得地去做别的事情。

晶报：曾经听说过您有一句心声——“不出版，即死亡”。那么，您打算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呢？

何：3年内译著可望达到1500万字，之后我再考虑休息吧。

晶报：在深圳这样一个忙碌的城市，有没有过难以静下心来的情况呢？

何：我没这种感觉，因为我没有生活的压力，买车、买房、养老等等这些生活的压力我没有。我来深圳之前已经在母校四川外语学院奉献了30年，学术上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我在向母校的请调报告中有这样两句话：“一个学者应该主动流放自己，以我个人的经历为证，每到一个新的学术环境，我的学问都会上一个台阶。”我对深圳大学的请调报告只提了一个要求：一间比较宽敞的书房。我在深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书房。

晶报：您刚才说看不惯不负责任的翻译。

何：我翻译《游戏的人》一书，是国内的第三个译本，中国美术出版社之前推出的该书译本很糟糕，译者竟然是多人，我在《游戏的人》译后记里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我认为，学术译著千万不能搞大兵团作战，不能搞流水线生产，最好是一人完成，多人翻译很容易造成互不搭界，顶多两个人翻译。比如，该书中的“pass water”一语，本来是小便的意思，但该社的译本里却被翻译成了“喝水”，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谬误。

又比如国内一位著名大学传播学教授翻译的书籍，“soft edge”指的是传媒是一种双刃剑，结果被翻译成了“软边缘”。我不忍心看到这样的错误，觉得那样愧对读者，也愧对自己的良心。

【谈传播学译著】

传播学译著是纪念碑式作品

晶报：作为翻译界的大家，您翻译了很多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在这些译作中，最让您看重的是哪些呢？

何：我为十余家出版社翻译了40余种学术著作，这些译作横跨传播学、传播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文明史、性学、文学等学科。近十年来，为适应国内和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大发展的需要，我有意识地抢占引进版学术著作的制高点，参与并主译四套丛书。我的20余种传播学译著中，相当一部分是纪念碑式作品。《理解媒介》入选“改革开放30年300册最具影响力的书”；其他产生长效影响的书有《麦克卢汉精粹》、《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数字麦克卢汉》、《模仿律》、《新政治文化》、《游戏的人》、《技术垄断》、《与社会学同游》、《中世纪的秋天》、《伊拉斯谟传》等，还有今年即将出版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等。

晶报：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的学术书籍不多吧。

何：在入选的67种学术类书籍中，《理解媒介》是唯一入选的传播学书目，也是深圳唯一入选的学术类书籍。这本书的遭遇也很特别，从1988年翻译到1993年正式出版，共用了5年时间，在当时可以说非常超前，完全是“天书”，艰涩难读，国内的学术还没有跟上，这类学术书还没有市场，出版社拿着书稿迟迟不敢推出。出版后，一开始也是石沉大海，很多年后才开始热起来。

晶报：您的译作有不少成了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您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译书的呢？比如说您翻译的书目中麦克卢汉、伊尼斯等都属于多伦多传播学派，您似乎对多伦多传播学派情有独钟。

何：我的兴趣比较广泛，社会科学和汉学的名著都想引进。我的一部分译作成了学者著书立说的依据和参照。比如，《麦克卢汉精粹》的引用率就超过800种著作，我20世纪80年代的几部译作都进入了本世纪出版社重出新译本的选题，比如，译林明年将推出《理解媒介》的第三版译本，以纪念传媒大师麦克卢汉一百周年冥诞；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超越文化》是我的第二版（1987年第一版用的笔名是韩海深）。我为北京大学主持并独立完成“媒介环境学译丛”，意在推进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以便纠正美国经验学派一派独大的局面。

我也不只关注多伦多学派，即将出版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就属于欧洲批判学派，而年内将出版的斯拉姆《传播学概论》新译本，则属于美国经验学派。这样，三大传播学派也都有涉及了。

【谈翻译生涯】

读过20多种学科史

晶报：能回忆一下您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吗？

何：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希腊小奴隶》，一本儿童文学作品。后来很快转到学术类书籍的翻译上来了，第一本学术译著是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思维的训练》，同年又出版了《裸猿》，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晶报：您从文学、人类学的翻译到传播学，有什么机缘吗？

何：1978-1979年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母校也招了第一届硕士生，由于没有什么人给研究生开课，所以让我回去破格教《理论语音学》。1980年春季，我就回到母校任教。1980年下半年，重庆选拔8个讲师去美国留学，我被选中了，在美国留学时我选修了《欧洲哲学史》和《跨文化传播》两门课。这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了麦克卢汉，他的书我也是在那时读的，当时尽管没有翻译的想法，但是已经开始喜欢这本书。

晶报：您在翻译过程中感悟最深的是什么？曾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何：我的社科译作横跨十来种学科，豁然顿悟：原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相通的；涉猎越宽，对语言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解就越深。我在翻译生涯中翻越了很多崇山峻岭、渡过了很多激流险滩，《理解媒介》、《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模仿律》、《新政治文化》、《游戏的人》、《中世纪的秋天》、《伊拉斯谟传》、《文化树》都极其艰难，但真正把我“雷”倒的是北京大学今年上半年即将推出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今后除了继续译介传播学、文明史等领域的著作外，我主观上想把重点逐步转向人类学、社会学和汉学，但这取决于国内的学科发展和出版社的兴趣。

晶报：从事翻译工作除了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更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和学识面，您是怎么做到的？

何：我自幼有一些“国学”根底，又通英语，有双语和双文化的优势，兴趣广泛，1978年考研时，曾想追随吕叔湘、费孝通先生。上世纪80年代我是无书不读，单单学科史就读过二十多种。80年代后半期，又花大力气回到《四书》、《史记》、《老子》、《庄子》等古籍；同时又通读英文版《社会科学词典》（二十余卷，亿万字）里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条目，复印以后装订成册，长期保存。

令人高兴的是，本世纪的网络代替做了90%以上的资料准备工作，所以我在外出讲学时说，现在做学问真是太幸福啦！网络成了我们的记忆库、资料库，节省了我们多少非创造性的“体力劳动”啊！

何道宽

1942年生，四川洪雅人。195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63年留校任教。1978年考上南京大学研究生。1980-1981以交换学者身份游学美国。1993年调入深圳大学，曾担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语言文化翻译研究所所长。2002年退休。译著有《理解媒介》、《超越文化》、《文化树》、《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40余部。

（编辑：201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