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5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了解到，1840年，大清国被迫打开国门，1853年，日本也被卷入现代世界的体系中。从时间上看，我们开放早，前提佳，且有更多传教士来华。早在明末，因利玛窦等人的不懈努力，西学东渐已成规模，汤若望带来数千本西方书籍，其中3000本到清初时尚存，《四库全书》中，收录了大量汉译西方著作。

然而，1895年的甲午之败成了历史的分水岭。直到此时，我们才发现，中国严峻缺乏翻译人才，仍靠传教士口译、中文誊抄来学习提高前辈文化，而日本此时翻译西书已达数千种。

今天看严复的《天演论》，完全是再创作，可它却是“名著”，影响了一整代中国人，而不懂外语的林琴南，居然成了“翻译家”。

误译、错译、不译、硬译……这使我们与世界发展的大潮总有一层隔阂感和目生感，使我们对提高前辈文化的吸收难以做到普及和通透。对翻译的忽视，曾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可直到今天，它依然没得到应有的尊重——翻译稿费之低，鼓励了低质量翻译，翻开很多译本，佶屈聱牙、难以卒读不说，其中硬伤、差错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闻名翻译家，一些闻名出版单位，也推出了颇多粗拙之作。

与翻译数目少、质量差同步的是盲目跟风，《旧轨制与大革命》被领导关注后，一下冒出10多个新译本，有的竟比初译本质量还差，在此大潮中，钟书峰也推出了自己翻译的该书独一全译本。透过这本下了鼎力气的书，有太多的话题惹人深思：翻译毕竟该怎样做？如何进步翻译水准？翻译的价值何在？为此，《北京晨报》特专访钟书峰先生。

为什么大家不愿做翻译

北京晨报：您重译过良多经典名著，既然原已有译本，为何还要重译呢？

钟书峰：您过奖了，到目前为止，我重译的只有《社会契约论》等四部经典名著，离“良多”还有良多路要走。

我上研究生时，在学校藏书楼借了《社会契约论》，可怎么也读不下去，当时心想，卢梭的东西怎么啰烦琐嗦、文理不通呢？后来看了原著，才知道是翻译题目。商务版托克维尔《旧轨制与大革命》也存在类似题目。

北京晨报：为什么翻译过来的东西反而不好读？

钟书峰：原因良多。有时代原因，例如，当时的参考资料不丰硕，国民整体外语水平不如现在，行文风格与今天读者阅读习惯有差异。也有译者原因，有些译者不敬业，或没吃透甚至没看懂原著，有的不具备翻译该名著所必需的专业背景，例如，商务版《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旧轨制与大革命》的几个译者，就欠缺翻译该类书籍必需具备的法学知识。也有出版社原因，编纂把关不严或欠缺相关知识而无法把关。还有利益原因，我们在评职称或者统计学术研究成果时，翻译作品无足轻重甚至根本不予考虑，导致大家普遍不愿搞翻译。

译文咋比原文还难懂

北京晨报：很多名著，原文很好读，译文反而读不懂，您怎么看？

钟书峰：我有同感。我固然兴趣翻译，但我不愿看译著，或者说无法看下去。目前出版的译著，确实误译、硬译之处不少。这些题目很难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尤其不可能仓促解决。

翻译本身就是出错，或者说，翻译就是背叛，不出题目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甚至是不可译的。翻译质量不好，会导致人们不愿读，会增加沟通交流障碍。但各国翻译都存在题目，并非中国独占。我相信，因为我们比前人拥有更为便利的资源与前提，只要越来越多的译者和出版社秉持这一原则，中文译著的质量是会逐渐进步的。

北京晨报：很多粗拙翻译当年仍是“大工程”，假如能回归市场，是否有利于进步翻译质量？

钟书峰：我认为，翻译质量的高低，主要与译者水平、出版社的审查机制，以及编纂的责任心有关，与是否回归市场关系不大。在现有体系体例下，倘若将翻译作品列入职称评定等评价考核体系，有助于晋升翻译质量。

值得推敲的汉译名著

北京晨报：提到名著翻译，大家会首先想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可感觉一半以上读不懂，您的感慨感染如何？

钟书峰：有同感，我非常不喜欢“汉译名著”系列，译文不像汉语也不像外语，磕磕巴巴，有的竟然不知所云。请答应我以《旧轨制与大革命》为例，说明经典名著翻译中存在的普遍题目。

首先，人名或者专有名词的译文前后不同一。法国行省“Guienne”，有的译为“吉耶纳”，有的译为“吉耶内”，有的译为“基耶内”。又如，法国旧王朝的财政总监“Necker”，有的译为“内克尔”，有的译为“内克”。再如“corvées”，一会儿译为“劳役”，一会儿译为“徭役”，很不同一。

其次，有些术语译文值得商榷。书名译为《旧轨制与大革命》，就值得商榷，更切当的书名或许应是《旧王朝与大革命》。

第三，有些译文令人费解。好比“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流动的部分”，令人费解。实在，换成拙译“未经答应，其他任何下属，无权擅自步履”，就好懂一些。

第四，有些译文疑欠提炼。

当然，有些著作的中译本题目更多，例如“常凯申”(蒋介石)“孟修斯”(孟子)之误。

靠翻译没法养家生活

北京晨报：翻译稿费太低，是影响翻译质量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如何解决这个题目呢？

钟书峰：固然有个别译者谈判能力较强，可以争取到稍高的译酬，但出版界译酬普遍不高是事实，根本不能指望依赖翻译养家生活，这种局面，与特定时代不正视甚至取消版权有关，但到现在，主要与出版业的盈利能力不强有关。

低定价、低印量、低折扣，中国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层次很低，一本书创造的利润空间有限，每个环节分利天然也高不了。出版社挣不了大钱，如何能给译者高译酬？没有高译酬，又如何吸引好译者？现在图书市场，罕见以翻译为职业的译者。两者互为因果，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图书翻译质量低下。或许唯有先做大出版业，翻译者的收入才能有本质进步。

翻译出版，是“百年树人”的基础工程。译酬过低，必定影响这一工程的质量。在进步翻译质量上，国家可以采取不少措施，例如：一是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译酬、稿酬不必纳税。创作与翻译是一个长期的煎熬过程，分摊到各单位时间，其数额很少。将长期煎熬所得视为一时所得，违反常理。稿酬纳税在国家税收中所占比重很小，稿酬不征税，不会对国家税收产生什么影响。二是减免出版业税收，把它作为搀扶文化建设的详细举措。三是改革现行书号轨制，目前书号成为寻租的工具，增加了出版行业的负担。

托克维尔说过乱改革找死吗

北京晨报：《旧轨制与大革命》被点名后，一下出了10多个版本，您怎么看？

钟书峰：我统计了一下，截至2013年4月30日，《旧轨制与大革命》共有18个中译本，其中不少译本从翻译到出版只有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斯违反翻译出版规律之事，不知道是怎么“翻译”出来的。

北京晨报：这本书走红后，形成了一个流行的误会，即所谓“乱改革找死”，这是托克维尔原意吗？

钟书峰：《旧轨制与大革命》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不少人据此引申出一个结论：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找死不如等死。对于如斯结论，相信九泉之下的托克维尔倘若有知，都会感到无比惊奇。

完整原文是“对于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是说，托克维尔是针对坏政府作出的判定，好政府不存在这个题目。

其次，要联系上下文理解托克维尔的观点。18世纪大革命前的法国封建王朝，貌似非常繁荣，实在败絮其中。再次，托克维尔明确指出，法国旧王朝政府“罕见实施最需要实施的改革，或者很快就抛却此种改革”。法国封建王朝是一个拒绝改革的政府，其不少所谓改革，是被逼到墙角时才实施的敷衍。

暴力不是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

北京晨报：古为今用式的读书法，看来不靠谱。

钟书峰：阅读《旧轨制与大革命》时，难免会联系社会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很难与书中的情况简朴类比，当然，作为译者，我也但愿人们通过阅读能够熟悉到，30多年建设成就巨大，却也积累了颇多题目，所以要真改革，要主动改革，要加快改革，要综合配套改革，否则，就会像邓小平所言，“只有绝路末路一条”。

北京晨报：《旧轨制与大革命》中有不少讨论暴力与革命的内容，您怎么看？

钟书峰：暴力不是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无奈选择，往往会坠入“革命—专政、极权或者暴政—革命”的恶性轮回。从历史上考察，独裁、极权或者暴政社会，早晚都会爆发革命；真正崇尚法治的社会，鲜见爆发革命。但是，倘若不能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不管是哪一种社会，恐怕都无法“离别”革命。

不要夸张一本书的作用

北京晨报：固然《旧轨制与大革命》是经典名著，但在法国大革命前，它影响不大，当时畅销书基本都是黄色小说，可见，理论对现实的影响也许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不知您怎么看？

钟书峰：革不革命与读不读书的联系关系不大，一本书改变不了历史。既然宇宙真理并不存在，假如我说能从《旧轨制与大革命》中得出宇宙真理，看了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读者朋友千万不要相信。

北京晨报：今天的年青人非常迷茫，看这样的书，对找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匡助，他们还有必要读吗？

钟书峰：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因写了一篇《旧轨制与大革命》的书评发表在一家大报上，结果获得了工作机会。这是个例外，不建议模仿。这本书不是糊口指南，为了找工作而读它无济于事。不外，阅读本书会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引起对自己处境的判定与思索，有可能间接影响个别人的糊口与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工作并不是生命的全部，衣食计之外，人们还要有精神的追求，那就不妨多读书，读好书。

有时候我也难免迷茫，但是我知道，即使迷茫，也还得过日子，人总要有一点精神追求，要相信知识会带来喜悦。否则，没有精神追求的糊口就是真迷茫了。

用翻译为社会尽义务

北京晨报：在翻译外国经典方面，我们落后于日本，我们是否应在此方面下更多功夫？

钟书峰：固然我们在经典翻译上远远不如日本做得好，但这不是我们国家近现代命运的根源。

北京晨报：在今天，汉译名著多晦涩，为让普通读者读懂世界名著，是否应尽可能鼓励重译？

钟书峰：你所指的大概是名著翻译作品中常见的欧化汉语，这种译法实不可取，有些当真的读者误认为晦涩难懂是高深莫测，是对自己能不能“打硬仗”的考验，于是自己根据前后文来臆测猜想，强行让译文“自我圆满”起来，这样很轻易误读。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良多经典名著都应该列入重译的行列。而要让一般读者读懂世界名著的汉译版，中文译者的责任就是要夯实专业知识，彻底读懂原著，用隧道的现代汉语进行忠实的翻译。

北京晨报：重译一本名著获得的收入很低，支撑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您不觉得这样做太亏自己了吗？

钟书峰：我把翻译定位于业余兴趣，没有多想其他。从稿酬及名声两方面看，翻译确实不如搞原创。但是，我乐在其中，何况还能通过翻译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尽菲薄单薄之力，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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