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6日，据博文翻译公司了解到，读《上海书评》所载《二西之书杂谈三种》，确实大开眼界。惟文末谈到，老报人俞颂华当年也留意到Kurt Sternberg，并翻译过他写的一本《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似有不确。由于原作并非此名，现在这个名字实在是译者给取的。

俞颂华的这个译本，1924年列入商务印书馆的《新智识丛书》，只有薄薄52页，是名副实在的小册子。据查，Kurt Sternberg原作之名应为：Moderne Gedanken Ueber Staat und Erziehung bei Plato（《俞颂华文集》在编纂过程中漏掉了好几处，误拼成Moderne Gedanken Uber und Erziehung Plato）。正如俞氏为这个小册子写的自序所说，照原名直译起来，或可译为“关于国家与教育：柏拉图新传的现代思惟”。不外Sternberg在里面既叙述了柏拉图的学说，还加上了他主观的批评，以及针对德国大战前后情形的引证，所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俞颂华干脆改取“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作为书名。

像这种创造性的翻译甚至编译，在现代中国翻译史和文化交流史上实非鲜见。好比反映美国南北内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当年就被林纾颇有创意地译作《黑奴吁天录》。时下一些翻译作品为了抓人眼球，更是常搞一些别致的名字。当然有的名字改得确实较好，深得原作之精华（好比一些人文社科类的译作）；但大多数则不然，甚至非常烂俗（谓予不信？可以去看看网上有关一些引进作品特别是片子译名的各种吐糟）。话扯远了，仍是回到俞颂华翻译的这本小册子上来。

从篇幅可知，Sternberg这部第一版于1920年的原作显然亦非鸿篇巨制，甚至可能只是单篇论文。俞颂华何以会选择这样一本小册子来进行翻译呢？当然不是没有理由。而最为枢纽的一个因素，毋宁是：“原书中有很多话就是我（俞自称）要说的话。”

俞颂华称，Sternberg博士是从历史上精研政治思惟的学者。小册子中“不时于字里行间流露他忧时忧国的见解与议论，这不但很足以代表德国爱国国民的思惟，并且还足以代表一部门中欧学者尊重经典的立场与其大战后对于政治改造的思潮”。所以说，篇幅虽少，却足以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时代精神之一斑。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理想国里的理想教育到底不外是一种理想而已。”话虽如斯，其学说上与思惟中健全的分子也不少。所以，“研究他的学说，考察他的思惟，或者可以发现很多真理”。俞颂华相信，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都有由来。历史地看，国家民族有盛而复衰者，也有一衰而不复盛者。仔细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当其盛的时候，或衰而复盛的时候，必然由于他有意的或无意的遵从政治学上的真理。其有一衰不复盛者，若不是由于自己不好，永久违反了政治学上的真理，便是由于等到人民觉悟的时候，政治上的基础已完全破坏，不能自主了，或即有少数人觉悟了，而这少数人缺乏能力，大多数政治的能力已经枯萎，于是蹉跎到一蹶不能复振的地步”。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俞颂华以为：追寻现代兴旺强大或者今人常说的发达国家、提高前辈民族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柏拉图所示后人的真理，都被他们有意的或无意的遵从；而柏拉图的理想虽不是完全的，却是部门的常实现于大地之上了。”

反观彼时南北对立、党派纷争的故土中国，俞颂华不禁百感交集：“中国的政治将永久在混乱状态么？”他奋笔呼吁各方：假如真想从混乱变到清明的状态，“非有一大群人从今天起努力于基本的政治运动”，而首先就长短得“完成同一不可”。否则长此蹉跎，深恐一蹶之后，难再振足。

俞颂华此前在柏林担任上海《时势新报》和北京《晨报》驻德特派员的那几年，恰逢欧战结束后各国的调整恢复时期。他有幸亲眼目睹了那一场巨大社会转型的若干历史场景。欧局如斯，故国如彼，能不感触？所以在1924年春自欧归国的漫长海上旅途中，他开始着手翻译这本说了良多他自己也要说的话的小册子（尽管对Sternberg的一些主观批评与议论并非全部同意），以浇心中块垒。将近百年而后，重读俞颂华的译作，特别是他为此写的序，我们又该做如何感想呢？特别是，他所期盼渴想的那种理想国，毕竟何在呢？惟有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