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0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了解到，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语文学范式和语言学的束缚，而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始于文化学派对文化的研究，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经历了同样三个阶段：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主义阶段[以奈达( Eugene Nida)和纽马克(Peter Newmark)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以佐哈(Even-Zohar)与图瑞(Gideon Toury)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后结构主义阶段[德利(JacquesDerrida)和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为代表](参见Gentzler，2001：195)。

文化主义阶段扩大了文化的内涵，使其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结构主义阶段的文化研究将视角转向对文本与霸权的关系；而后结构主义则反映了文化研究对文化多元性的关注(曾文雄，2006：45)。跟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文化研究开始向社会学、人种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诸多人文学科拓展，文化研究成没有明确界限的学科，其包罗万象的学科开放性，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学科的疆界，为长期处于边沿学科的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还得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翻译理论家奈达和纽马克等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带来一股新风，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意识开始形成。

但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忠实”观，对等仍旧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翻译研究经常局限于文本之内，片面地以为“忠实”和“等值”就是翻译理论的全部。后来，奈达提出了交际理论，夸大原文与译文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以及这种背景对译作理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时期语言学派的“文化意识”事实上表明他们在某些领域已经或多或少地与当代的文化学派的研究有某些共性，像交际理论、符号学理论等一些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实际上成为文化转向的“萌芽”，局限于文本内部的研究使他们无法完成文化转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