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1日，据博文翻译公司得知，这些年来，着意找了很多翻译批评文章来读，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写的《浅谈翻译的“信”》一文，刊于《世界文学》杂志1990年第3期。郑先生在文中具体列举了傅雷先生的《高龙巴》译本中不少“硬伤”，文末写道：“由此可见，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信"，是何等难题。傅雷尚且如斯，遑论我辈！”后来郑先生又写了一篇题为《傅雷译文的失误》的文章，说：“……拿原文同傅雷译的《高龙巴》对照，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译文中错译、漏译、笔误之处达五十余次，最简朴的如地名，科西嘉有时译为高斯，有时译作科西嘉；阿雅克修，有时写作阿雅佐。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将译名同逐一下呢？还有一些是粗枝大叶的笔误，如将"我"译成"你"，将"眼睛"译成"声音"，将"两次"译成"一次"，"一小时"译成"半小时"等等。像傅雷这样的大翻译家，竟然会犯这种初级错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所谓“百思不得其解”，恐怕仍是一种饰词：对认识翻译工作规律的人来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再大的名家也会犯初级错误，只要他偶然走神，只要他的知识存在盲点，只要编纂没为他查缺补漏。

以前我曾在文章里举过一些闻名翻译家的误译例子，好比王道乾先生译杜拉斯的随笔集《物质糊口》，硬是将“异性恋是危险的”译成了“同性恋是危险的”。那王先生怎么会译错了呢？一时目眩或者走神，常有的事。

傅惟慈先生译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高窗》，原文有一句，意思是，“我那位年青小姐得去看牙”，傅先生的译文是：“我的助手，那位年青小姐度假去了。”看牙怎么变成“度假”的，诚实说，还真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董乐山先生译奥威尔的随笔，将“他们打晕了……姑娘”，译成了“他们撞倒了……姑娘”。董先生是真不知道“打晕”那个短语，仍是看错了，我们问谁去？

泛起这些错误，并不意味着傅雷、王道乾、傅惟慈、董乐山诸位先生不是好译者了，并不意味他们的译作就该弃若敝屣了。举这类例子，只是但愿普通读者也能更深入地领会翻译工作的性质，不要将名译者当成一个神话。南桥先生在《译林没有老字号》中说：“如今的翻译评论中有个希奇现象，一旦将一个人封作"老一辈翻译家"，就即是给了他(她)翻译批评里的免死金牌。”在我看来，“硬伤”眼前，人人同等，谁都不配有“免死金牌”。

现在的读者常认为就数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作品最低劣，要正确没正确，要文采没文采。事实是这样吗？凭我翻阅近百年翻译批评文献的经验，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每个时代的翻译批评者都骂自己那个时代的译品差劲，这就像每个时代的白叟都诉苦世风日下，就算这“世风”从再高的楼上坠下，落了几千年，现在也该落地砸了个扁了罢，然而并没有。诚然，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作品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题目，但如果只从句意传达的正确程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译作的均匀水平，较之近百年来译作的均匀水平，都可谓毫无愧色。“老一辈翻译家”的标签，往往是去粗存精的结果，我们经常忘了老一辈翻译家里也有功力不济、专心不专者，只不外这些人徐徐被淡忘了，被记住的是出类拔萃的那几位。然而正像我试着展示的那样，即使出类拔萃者也并非神话中的不死英雄，他们没准儿也有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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