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获悉，贾植芳先生生前对我说过的两句话对我影响颇大，一句是：“我们在大学做老师的，要既会教书、编书，还要会写书、译书。”他所说的“编书”，不光指的编教材，实在更多指的是编期刊杂志，还有就是编工具书(如资料汇编)、文选等。而他说的“写书”，则不仅指的写学术专著，还包括写小说、写诗等文艺创作。另一句话是：“不要看不起报屁股文章，它的影响有时比你那些正儿八经的学术文章还大哩。”我是头一次从贾先生那里听到“报屁股文章”这种说法，觉得很新鲜，也很形象，由于这类文章通常都刊登在报纸的副刊上，而副刊通常在报纸的最后面。

这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起，我在科研、教授教养工作之余也开始断断续续地为　《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　等报纸，以及《文景》、《悦读》等文化类杂志写些学术随笔、学术散文性质的文章。因为我的学术爱好主要在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所以这些文章大多仍是跟比较文学、尤其是跟翻译研究有关。我把其中跟翻译直接有关的文章提掏出来，汇编成一集，取名“海上译谭”，既有借此凸显我这个上海人谈翻译的意思，但更想凸显的是我谈翻译的视角与海内翻译界大多数人谈翻译的视角的不同。因为我的比较文学学科背景，所以我对翻译题目和翻译现象的观察、分析、思索和结论，从一开始起就带有浓重的比较文学色彩，从一开始起就是在跨文化交际的层面上审阅翻译、探讨翻译的。也因此我的这些文章很少拘泥在详细的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层面上，而是把留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翻译的性质、翻译的功能、翻译的接受效果等题目上，从而能发现传统的翻译研究者们未能发现或未能留意到的一些题目。譬如，被翻译界讥笑了几十年的赵译“牛奶路”，其背后居然储藏着一个如何准确传递文化意象的大题目；　翻译竟然与情色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且与之关系紧密亲密；再譬如，被海内翻译界推崇备至的杨译　《红楼梦》，在西方却竟然遭到冷遇；等等。

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读者并不限于翻译专业圈子，所以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我尽量写得明白晓畅、甚至生动有趣些。我但愿通过这种方式让学术研究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能与更泛博的读者接触。海内专门从事翻译实践、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数也许相对有限，但是由于我国事世界上学习外语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多少接触过一些翻译、对翻译多少有所了解的人数那简直是无穷的。我很但愿我的这些漫谈翻译的随笔散文式的文章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对翻译和翻译研究产生爱好，甚至因此而走上翻译或翻译研究的道路，那也算是我对海内翻译事业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吧。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文章当时在报刊上发表以后，也确如贾先生所言，产生了比我的某些翻译研究的学术文章更大的影响。譬如我对鲁迅文学奖评翻译文学奖的批评意见，就引起不少读者的共识，他们纷纷发来电邮或打来电话表示支持。再如我由两部美国片子片名的翻译引发的关于翻译的意见，以及关于《人名翻译要谨严》、《通天塔的误用》等小文章，不少读者读了后也反映“很有趣，也很有意义”。至于那篇对《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惟史》一书表示不同意见的《“西学派”仍是“共性派”？》的小文章，居然还促成了我与南开大学出版社之间的一段合作姻缘：该书的作者和责编看了我的不同意见，不但不认为忤，反而主动找我，但愿与我进行合作，这成为我主编那本《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一书的缘起。

《海上译谭》共收入39篇文章，为便于读者阅读，我把这些文章按其内容分成五个小辑，分别命名为“译苑撷趣”、“译海识小”、“译界谈往”、“译事漫议”和“译学沉思”。其中有多篇文章涉及海内译学界一些颇有争议的题目，我也很但愿利用这次文章结集出版的机会，能听到专家学者和泛博读者批评指正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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