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4日，据博文翻译公司得知，我们翻译需要讲究缘分，有时看到理想的题材与文体，譬如，两地书，能典型地诠释某种爱情，再一想，并不属于己方，已是他人译作。有时拿得手的翻译，尚没有喜欢上，而“作为译者，假如你没有爱上你翻译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也可以在某个时刻抛却你。”“迷信”的黄荭自嘲，翻译《鳄鱼的黄眼睛》，半途差点遗失稿件，就是一回小小的惩罚。缘分降临于身，有时也是自己的努力，譬如，参与出版选题这一环节。译者，大多也是社会流动者，并不拘囿于翻译、写作。缘分的终极实现，当然很难，“需要功底，也需要勇气和能坐下来的一份宁静”，终于形成一种必须的习惯，和吃饭、睡觉一样天然。

有时，缘分也有着叠影。重译者，面临的往往是文学经典，早已有不少译本，你这个新本子，又有何存在的理由，想要开掘怎样的可能性？黄荭的一句话又触动我：“我实在只但愿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个故事再说一次，在静夜里，说给自己听。”（复译《小王子》）又有时，“突然有一种动机，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我一定就是它的中文译者”，类似于何碧玉翻译毕飞宇的某些小说，电光火石的译介冲动，来自于无可替换的阅读感慨感染。缘分也急不得，“文字敏感”，一丝一毫的心浮气躁，立时于字里行间显形，“出卖你”。

缘起，老是欢欣。缘落，心里有数。近日，看商务印书馆八六年版的《胡萝卜须》译后记，王尚民从一九五五年起翻译，到出书已是第五稿（前几稿均在文革里失踪），经由整整三十年，仍是节译本。小小“胡萝卜须”，尚且如斯崎岖。文革里，内容轻微敏感的读物，命运几可想象，倘若有人做“内部编译”研究，毕竟其原委的过程，想来也是痛心的。《回身，相遇》中，罗新璋口述，黄荭笔录，云一九六七年抄家前夜，从蜂窝炉中救回一信，写着傅雷的一些主张，“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朴；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需为纯粹之中文”，并求“行文流畅，用字丰硕，色彩变化”。一念之间，救回贵重的翻译研究史稿。可救不回“反动权势巨子，打倒对象”的翻译生命。

手头有一本洛朗斯·柯赛的《你们再也不写了？》，朋友问起内容，我以玩笑概括之：文艺青年失败史。即便并无沉重而残酷的历史车轮的碾压，良多文字兴趣者，都抵不外“粗拙”的时光。当人们翻阅那些重要出版社的目录，上面印着其所出版的所有作家的名字，不禁会感到脊背一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名字已遭遗忘。有良多作家是“一波流”，发表过一两部作品后，即销声匿迹。写作从未改变人生，也并未匡助任何人摆脱“残缺不堪”的人世境况。写作如斯，通常以为时效更短、译本语言更易“老化”的文学翻译，更是如斯。所幸，翻译与写作不同，也许有“写作中央主义”之嫌，但翻译不是更轻一些么？也许我们应该学着和黄荭一样，轻巧地穿梭于不同的文本之间，等待一回又一回新鲜又奇妙的缘分，进可攻，退可守。迷宫中，并不仅仅一根阿里雅德涅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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