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有多轻易，了解便有多灾，而今对文化，我们连崇拜都欠奉。

2013年1月5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了解到，翻译成为一个如斯重要又如斯被低估的职业，教育极大地拉低了翻译的门槛，却没有平等程度地抬高翻译的整体质量。与翻译比拟，文学固然没落却从未寂寞，海内国际上的各色奖项你方唱罢我登场，无论花落谁家，总也有花开过。而翻译这边则冷冷清清，与这个行业本身一般低调，若说还有谁在关注和鼓励翻译，便只余下一个傅雷翻译出版奖。

傅雷翻译出版奖由法国大使馆资助，设立于2009年，用于奖励中国大陆译自法语的中文译作。每年评委会评比出文学类与人文社科类作品各一部，两部获奖图书的中国出版社和译者将共同分享总额8000欧元的奖金（获奖出版社奖金比例为1/3，获奖译者奖金比例为2/3）。而2012年度的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与人文社科类则分别由郭宏安所译《加缪文集》及郑克鲁所译《第二性》获得。

这样一个奖项的设立，于法国绝非无意偶然。诚然，文化的提高前辈与否，并不因国别而做出价值判定，但在文化的正视上，法国自有其执着。“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伟大人物，祖国感恩）。从这行字被镌刻在法国先贤祠的门楣之上起，时间就开始为历史作证。而几百年来，唯有七十几人历经考验，享此殊荣。先贤祠内埋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居里夫妇等，没有任何强权可以侵占其神圣。过去，这里被当作英雄祠堂、革命圣地，而今，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伟人只剩下伏尔泰和卢梭，在72人中，政治家仅11位。

文化可能在封锁的环境中鲜活存在吗？素来崇尚先贤的法国显然不会如斯以为。了解并推介才是最好的先贤崇拜。欧洲的文化交流起源甚早，各国间互通往来，文化上的自信使法国致力于推广本国精粹，翻译则是必经之路。其他国家也同样，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语种都渴求着卓越的译者，莫言在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前他就已经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文学也在碰撞中前行，中国现当代很多作家都受到过外国作家影响，例如郭沫若与诗人泰戈尔，陈忠实与拉美作家卡彭铁尔。

翻译之意，在交流，亦在传承，译者既是作者的代言人，译文也是原文的延伸。

假如要在“翻译”的边上做个注脚，那么《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特的这句话或许是适合的：“假如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由于这种丰硕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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