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4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了解到，郑克鲁先生喜欢说笑话，无论你是否反应过来，他老是带头哈哈大笑。

喜欢了一辈子法国小说，也研究了一辈子，至于原因，他是这样概括的：“法国小说好看啊，都是偷情、美女，哪个年青人不喜欢看这样的故事？”

72岁了，郑老童心未泯，因成功翻译了波伏娃的《第二性》，他与郭宏安先生（《加缪文集》的翻译者）共同获得今年的“傅雷翻译奖”。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个日渐衰微的行业中，郑先生们也许是最后一代“翻译家”了。

不否认，越来越多的外国著作正被翻译成中文，可翻译的收入却长期在低位徘徊，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这导致严厉读物的译者越来越少，坚守下来的人们只能凭爱好，业余在从事相关工作，他们不知道但愿在哪里，不明白未来是什么。

对于心中仍有梦想的年青翻译们，郑先生不知道该给出怎样的建议，“也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严厉文学老是一件夸姣的事业，它的魅力绝非现实的功利所能阻挡，所以，郑先生果断地以为：今后还会有翻译家，这一点毋庸置疑。

学法语是由于自己喜欢

北京晨报（微博）：您是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的，那时学法语的人非常少，您是怎么想起报考这个专业的呢？

郑克鲁：实在很简朴，我中学时喜欢看小说，最喜欢法国和俄国小说，1957年，中苏关系已经泛起了一点题目，加上俄语人才过剩，各校都不收俄语专业了，学不了俄语，我只好去学法语。那时也没考虑今后干什么，毕业后都是国家分配工作，这恐怕是今天大学生们无法想象的事了。

北京晨报：您是闻名思惟家郑观应先生的曾孙，当时这个身份对您是否产生了消极影响？

郑克鲁：那倒没有，隔了好几代了，当时对我曾祖的评价也还可以，以为他思惟比较提高（编者注：毛泽东年青时曾多次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北京晨报：您中学时喜欢看外国小说，家长不干涉干与吗？不觉得会耽误您的学业吗？

郑克鲁：那时作业不紧，家里也无论，我报什么专业，父母根本没过问，考上北京大学后，邻居还希奇：怎么考了个文科，不考理工科呢？说实话，我当时也没什么理想，觉得将来能研究法国文学也挺好，不能搞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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