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3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了解到，“在中国临床指南文库收集的心血管病指南中，52%是欧美指南的翻译版，48%是中国相关协会自己指定的指南或共鸣，而共鸣又占多数。”在8月11日举行的2012中国心脏大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病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赵冬说。

她以为，中国确实需要制定针对国情和现有证据的临床实践指南。“尽管中国在国际上对临床证据中的贡献大幅增加，但绝大部门常见病的主要临床证据仍是来自于欧丽人群。”

根据她提供的数据，2011年前全球共有123，196个注册的RCTs（临床试验），欧美国家参加的占80%，中国参加的占2.3%。

因此，她指出，“当一个指南的临床研究大部门不是来自于中国人群的时候，它在应用上有可能会有题目。”

目前中国实践欧美指南存在一定障碍。赵冬表示，好比“缺少实施指南的基础设备”，“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种族差异”，“C级证据占指南收集证据的多数”等。她夸大，“特别是C级证据，是结合本国的国情的，甚至与医保报销比例、经济因素相关。”

中国缺少针对自己的指南，赵冬指出，其中很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国人群的证据大多数不足以形成独立的证据”，“获得高质量的证据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包括药物研发，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而获得和翻译欧美指南对于指定指南相对轻易。”

她建议，“中国需要增加系统收集和分析证据的能力，开展独立和规范的临床试验”，并要“加强系统综述能力”，“独立指定指南的能力”。

针对指南的操纵性题目，北京阜外心血管病病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吴锡桂在讨论环节指出，“指南应该具有可操纵性，笼盖面应该更广泛。”她同时建议，“卫生行政部分应该起到监视作用，把握机构实施指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