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博文翻译公司获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英文编纂，我主要负责为译文进行润色。每当有人问我中国的翻译水平如何时，我总回答，我很佩服《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翻译。在国际翻译界里，译者多将文章从外语译成母语，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刚好相反，译者是将母语译成外语（这很难，我固然学过50多年中文，仍是做不好汉译英）。之所以如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有良多学者和译者，他们的英语水平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比拟绝不逊色；另一方面，以英语为母语又有意愿和能力做汉译英的人相对很少，由于人们普遍以为汉语很难。

　　表面上，我的工作很简朴。第一，译者已经把原文翻译好；第二，以英语为母语的我，可以当即认出哪些地方不符合英语的语法或是存在其他题目，改了就完事了，实在不然。

　　在编纂过程中，我力图使英语译文正确、天然、忠实。“正确”可能是英文编纂的首要任务，稍有差池就有可能闹出笑话。如近期的《经济学人》有这样的例子：一部波兰作品的英译本中，“power-wielding”（掌权）被误译为“power-yielding”（让权）——一字之差，天地之别。学术文章应该具有权势巨子性，避免这类错误尤其重要。一字之误，都会影响读者对整个作品的决心信念。

　　过去30多年中，社会科学领域作品的中译本颇有井喷之势。目前，绝大多数社会科学术语的中英文表述都能逐一对应，这使当代学术翻译比文学翻译轻易一些。但是，一些年青译者可能留意不到某些术语在一个学科的特殊用法。例如，把“道德风险”与“价格弹性”分别译为“moral risk”和“price flexibility”，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经济学里，则要表述为“moral hazard”和“price elasticity”。另一个难点是对 “百分比”（percent）和“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的区分（这一点，良多外国人也搞不清晰）。有时我和译者对某一个领域的术语都不清晰，碰到这种情况，必需上网或到藏书楼查资料，以便认识该领域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除术语之外，另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是考证引文出处。中国作者常常会引用英美作品，这就需要把中文再译回英文。假如意译为间接引语，倒没有题目；若是打了引号，则引号之间必需是原文。不查英文原文而自己翻译的话，假如英文译得很好，一般读者也许会留意不到这不是英文原文，当然碰上专家就另说了。但是，这种偷懒的翻译往往一看便知。碰到直接翻译而不查英文原文的情况，编纂只好自叹倒霉，到网上或到藏书楼去查英文原文的表述。这是学术翻译中最棘手、最费力也最轻易被忽视的题目之一。

　　不少人认为，编纂完全可以抛开中文原文而只看英文译文，但事实并非如斯。只有对照中文文本，才能知道译文是否忠于原文。因为时间限制，缺乏经验的译者可能会漏掉重要内容，好比日期或限定词。这种情况下，编纂需要把漏掉的内容补上。另外一个题目正好相反：有一些译者，以为作者写得不够清晰，或者用的术语过多，因此以进步原文水平为己任，在原文的基础上增补新的词或词组。假如英文译文在语法和语义上看都没错，那么，编纂不看中文原文，就发现不了这些题目。而在对照中文原文、发现题目后，编纂就要判定译者增加的内容是更接近仍是偏离了作者原意。在译文泛起硬伤的时候，我必需不时对照中文原文，这样，只看一页英文译文就要花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时间。当然，译者的翻译一般都已经很棒了，这样我的工作就会轻松良多。

　　编纂应该尊重作者的意图，这是不问可知的。而编纂对于译者的意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假如译文已经达到英语准确的水平，还要下多少功夫使得译文更天然更流畅？过去用纸和笔工作时，编纂的改动会受到限制；如今，借助于电脑，敲几下键盘即可改写某个句子，再敲几下键盘就可以改变语汇。对存疑的任何短语，可以立刻在网上搜索核对：根据查询结果，假如某一个说法有14300个例子，而另一个说法有97200个，我就选择用后者，即便前者也可以接受。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使用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从而使知识的传播更加流畅，更少波涛。

　　重译，要么是编纂无上的荣耀，要么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毛病。我不赞成编纂超越天职，将原文进行重译，但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困惑。理想状态下，编纂应该仅作必不可少的改动，尽可能多地留存译者对词汇和风格的选择。在实践中，在时间压力下，编纂要在留存译文特色与尽快找到解决方案之间进行妥协，终极结果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但愿作者、译者与编纂之间持续的意见交换与反馈能使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翻译方面取得更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