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时期就开始“工作”了，是当外事翻译。记得那是1950年6月，我才19岁，刚念完圣约翰大学医科二年级。此时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团即将访问上海。这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接待数目较多的外宾。市长陈毅对此甚为正视，由当时的外事处（即现在的外办）处长黄华全面领导，下设翻译组，详细由副处长俞沛文负责。解放初期上海缺乏外语人才，即由市府从两所美国教会大学圣约翰和沪江的英文系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4个，全都是女的，只有我是例外，是一个男的，并且是医科学生。我想我之所以“中选”大概跟我的中学是教会学校（圣芳济）有关。　　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在外滩的上海大厦楼上。因为大厦的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所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布制的出入证，别在胸前。我觉得很新鲜，也很自得，戴着证件到处转。我们的第一件工作是将一批近30万字的有关上海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资料译成英文。有很多政治和经济的内容我们过去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特别是解放后泛起的新名词，根本翻译不出来，汉英词典里也找不到，由于那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很陈旧。就只好从当时仅有的外文资料《新华社外文电讯》里去找。往往也找不到，我们就自己“创造”。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总算把这批资料翻译完了。

　　不久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团抵沪。陈毅市长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代表们早就听说陈毅是有名的“虎将”。见面之后发现他英姿焕发而又温文尔雅，谈吐风趣，大家都很高兴，感到很受正视。

　　我被派陪同英国代表内特尔登（Nettleton）做翻译，陪他参观、访问、做讲演、出席欢迎会、座谈会等等。所到之处极受欢迎，由于那时翻译公司跟西方国家跟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而这位英国青年能冲破重重障碍来访问刚解放的新中国事很难能可贵的。

　　内特尔登不外二十来岁，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对新中国的一切均感爱好，十分好问，我常被他问得不知如何回答。例如我们都把“民主党派”直译为“democratic parties”。他就问，那么共产党是否就是“不民主的政党”了？我说当然不是。我就向他解释这是毛泽东主席在抗战后期提出来的称呼，指民主联盟等民主党派，以区别于不民主的国民党。他听了以后觉得不太满足，以为这样译出缺点。又例如政府在解放后取缔投契倒把，“投契倒把”的正式译法是“speculation and profiteering”，外文的意思是“通过预测市场价格变化进行买卖而牟利”，他就问这为什么是违法。我跟他解释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晰。在一旁的领导同道也听得不耐烦了，不知道我们两人在纠缠什么东西。如今证券市场开放，上亿国人都在“通过预测市场价格变化进行买卖而牟利”，那就更解释不清晰了。

　　等到翻译任务结束，英文系毕业的四位女迁就被全部留在市府外事处。外事处的同道问我愿不愿意留下。可我觉得当翻译很不自由，像“尾巴”一样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特别是在陪外宾吃饭的时候，人家宾主痛快地交谈，而我得放下筷子或刀叉替他们翻译，太“难熬难过”了。何况我当时年少气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是受范仲淹的影响：“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因此决定回到圣约翰去念医科，离别了译坛。谁知这一别达30年之久，待到重做冯妇时我已是半百老翁矣。

　　转业做英语教师后，我在教授教养之余翻译了一些东西，特别是很多影视作品，如《鹰冠庄园》《大饭店》《成长的烦恼》《根》《荆棘鸟》等等，当年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正值我国刚开放，观众对西方影视很感新颖，因而收视率极高，一些媒体也曾加以先容。朋友们说我是“老来红”，也有的说我“塞翁失马”、“搞外语比做医生好”。我只好对他们好心的评语报之以苦笑，心里却想的是一句古话：“得失寸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