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道理，我是没有资格谈论翻译题目的。虽说为了工作利便，按当年陈叙一老厂长的要求，我也前后学过一些俄文和英文，只能算对这两门外语略知一二。但是我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呢？由于作为译制导演，我每部戏都要和深圳翻译公司的翻译一起对口型、修改剧本。要逐字逐句地探讨，怎样翻译才更正确、传神，用怎样的语言分寸才更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还有影片的风格、样式等等。偶然碰到难懂的句子，我也会和翻译在文法上加以推敲，即是一辈子都在和翻译工作打交道。所以我以为自己仍是深知翻译工作甘苦的。

我们上海片子译制厂的老厂长陈叙一，一直告诫我们：“光让观众看懂故事不行，原片有的东西不能丢。”但是，我从实践中感慨感染到，即使只让观众看懂故事，也不是那么轻易做到的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1年，假我们厂召开的“西欧片子讨论会”。那是研究西欧片子的专家们，就最新出品的一些片子举行的看片和研讨会。因为假座我们厂举行，老陈就为我和毕克争取了两个旁听的名额。

我记得放映了大约六七部包括英、美、法、德、意等国的影片。没有剧本，也无法事先预备，都是研究各国影片的专家，一面看一面讲解。我记得除了陈叙一对一部美国片讲得还比较明白外，其他当场翻译的讲解，都叫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甚了了。特别是一部意大利片，讲的是一支乐队的吹奏者，罢免了指挥。于是大家不再排练——有人回家买菜做饭，有人躲在钢琴下面谈恋爱，一团混乱。后来，指挥上台讲了一大段话。那位专家竟然一句也没翻译过来。我没有贬低那些专家的意思，我只是想夸大，翻译文艺作品之不易，特别是有关哲理的部门，就更加难于弄懂。前些年，我看过一部译制片叫《尼斯湖》，讲一位记者，同心用心想寻找湖怪，他在尼斯湖畔熟悉了一个小男孩，男孩允许他可以把湖怪招来，但不许他拍照。湖怪来了，记者仍是拍了照，小男孩非常伤心，说湖怪再也不会信任他了。记者获得了特大新闻资料，兴奋地离去，守湖的老头，追到火车上，跟他说了一段话。他终于把照片和底片全都销毁了。但是翻译过来的台词我却没能听懂，至今不知老头是怎么说服他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译制法国连续剧《玛丽安娜——拿破仑的一颗明星》。其中有这么一场戏：

亲王：玛丽安娜逃跑了吧？

夫人：她的头脑里还不会有逃跑的动机。

亲王：人们看中她的不是她的头脑。

夫人：你说话检核检束点儿。

亲王：自从督政府成立以来，你们这些夫人真可谓飞黄腾达了。

我问翻译，这场戏到底想说什么？他说他也不明白。他是外语学院的法语教授，回去问了他的法国同事。原来应该这样翻译：

亲王：玛丽安娜私奔了吧？

夫人：她的头脑里还不会有私奔的动机。

亲王：男人看中她的，并不是她的头脑。

夫人：你说话检核检束些。

亲王：自从督政府成立以来，你们这些夫人又要偷情，又要装纯洁的本领越来越高明了。

这就全懂了。作为翻译不但要外文好，还要认识各个国家的风土着土偶情、历史地舆。我在音像资料馆搞过一部译制片《海滩》。台词里多次提到亚特兰大海滩如何如何。曹雷说：“我刚和母亲从美国投亲归来，那很像大西洋城的海滩，翻译会不会搞错？”由于大西洋城的英文读法跟亚特兰大很像。果然是翻译搞错了。

还有，在日本连续剧《血的锁链》中，富家小姐亚莎子很爱她的未婚夫信夫。尽管知道他另有所爱，仍是愿意和他成婚。她还暗示他，婚后仍可与情人来往。她对信夫说：“我这人很粗心，也许没留意就把你衬衫上的口红洗掉了。所以你回家前，也不必把火柴盒扔掉。”翻译朱实是个日本通。他告诉我，日本男人婚后，往往都在酒吧中和情人幽会。酒吧为了招揽回头客，常把印有酒吧名称的火柴盒送给顾客。而那些男人为了不让妻子知道自己去过酒吧，所以在回家前，要把这种火柴盒扔掉。

对原文的理解不易，表达也同样不易。有些原文的语境是很难传达的。

日本女人经常称自己的丈夫为“あなた”（阿那达），直译就是“您”。有一部日本片子，其中一个女人，为人有些“十三点”。这个女人总管一个男人叫“阿那达”。那个男的说：“我又不是你丈夫，干吗老管我叫‘阿那达’？”假如直译，中国观众不了解日本的风俗，肯定听不懂。也不能译成“孩子爹”那样关系明确的称呼。那部戏不是我做译制导演，最后怎么翻译的，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想也许可以译成“当家的”。由于“当家的”既可作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旧时一般伙计也可称管事人为“当家的”。

再如英国片《印度之行》，讲的是上世纪初，一个英国的青年，同心用心热衷于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仕途升迁，没有把千里迢迢来看望他的未婚妻放在心上。当天晚上，女孩非常盼望未婚夫来她的房间单独聚聚，听到敲门声，她回答了一声“Yes”，但是，她的未婚夫并没有进来，只在门外说一声“晚安”就走了。因此这一声“Yes”不能译成“请进”，假如女的说了请进，男的还不进来就太不礼貌了，也违背了英国上流社会的名流作风。也不能译成“谁呀？”，由于她听出了未婚夫的脚步声。她说“Yes”只表示，“我闻声你敲门了”。但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没有这么说话的。

这不外是两个小例子。如《简·爱》中，有一句话，原文直译是“我们的灵魂是相对应的”。这句话，陈叙一冥思苦想，以至洗脚忘了脱袜子，最后译成“我们精神是平等的”，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翻译工作见仁见智，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当年会把翻译的稿费定得那么低？比一般的稿费还要低。这跟翻译所必需具备的前提和翻译所付出的心血是完全不相当的。

一个好的翻译，不但要能纯熟地驾驭本国文字，具有丰硕的表达手段；还必需精晓外文，具备各个国家广泛的文化知识，才能匡助中国读者消除语言文字的隔阂，得以顺畅地阅读外国作品。而目前因为稿费偏低，人材流失，很难保证所有翻译作品的质量，情况已经很严峻了。

现在是市场经济，应该优质优价。顺便说一句，对待译制影片，也能这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