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积厚流光，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工作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正视以及学界与翻译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如何进一步开展和深化典籍翻译事业，已是摆在全国有识之士和全球华人眼前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结合相关领域的既有成绩和经验，笔者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但愿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学界译界的留意。

　　继承解放思惟，重新熟悉中国文化及其典籍，稳妥地推进典籍翻译事业。就典籍翻译的文本范围而言，以前较为传统的熟悉是孔孟加老庄，专业翻译最多扩展到先秦诸子，翻译领域则长期局限于唐诗宋词，再加上一些散文名篇。这样的熟悉显然不够全面。

　　重新熟悉中国文化典籍，需要突破原来的熟悉模式。重新熟悉中国文化及其在世界文化格式中的地位，以现代学术眼光出发并从文化战略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思索。这就要加强海内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交流思惟和观点，互通讯息和资料，以便形成一种开扩而博大的学术视野和对外交流的全球化的文化战略眼光。详细而言，所谓中国文化典籍，就是以我们常说的儒释道、文史哲为基础，逐步扩大到包括天文地舆、工艺制造、字画艺术、文艺理论等领域，也可以包括园林建筑、习俗轨制等文献层面。文化典籍的外延（所有重要文献）和下限（不止于明末清初）可以适当调整，以免视野受限而影响决议计划和交流。

　　此外，原先的文化典籍局限于汉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典籍，假如不更新和发展，难免显得单一。我以为，在汉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典籍外，还应适当包括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典籍，如少数民族的史诗和神话传说等，以便形成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式的总体风采。事实上，在近期有关学术会议上，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题目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当然，详细的选择和落实可能会面对一些语言和资料题目，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熟悉题目，但只要我们进一步开放视野，积极收集和据有资料，就可以形成翻译和研究新的生长点，开创出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的新局面。

　　加强典籍翻译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留意进步翻译质量，扩大其对外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主体，经历了外国人、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译者几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对外翻译工作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重心转移和新翻译模式的不同选择。这无疑是可喜的。但值得留意的是，我们的对外翻译工作仍显得缺乏系统和目标，使得这个本来是要鼎力推进、稳妥进行的文化项目显得缺乏主脑和操纵的有序性。为了有效地进行规划和实施，作为典籍翻译的推动力和检修者，就不能不正视它的组织工作。我们可以在国家层面上继承组织大型的翻译和研究项目，如在“大中华文库”的基础上，进一步施展国家职能部分、出版编纂部分和翻译研究部分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同一协调，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这里，我想特别夸大对外翻译中多方合作的重要性。在中国译协原常务副会长林戊荪的倡导和推动下，香港学者和大陆译界以及国际出版社紧密亲密合作完成《中国翻译话语精粹》，其翻译出版和推广的经验值得鉴戒。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及其地方各分委员会一直起着很好的推动和宣传作用。继承施展其作用，积极开展翻译的组织流动和研究工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此外，也可以施展其他学术研究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和号召作用，如全国一级学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增设了“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学科委员会”，会长潘文国积极介入指导典籍翻译会议。迄今，全国性的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议已经召开六届，第七次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今年10月底将在长沙召开。当然，专家学者和翻译家个人的作用也不容低估，特别是少数翻译精英的积极带头作用，如许渊冲、汪榕培、王宝童、卓振英等已取得不少翻译实践和研究成果，应继承施展他们的领军作用。

　　放眼长远，夯实基础，加强典籍翻译的学科建设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内容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典确定和翻译选择、翻译过程与出版工作；二是翻译批评和理论研究工作。此前，人们比较注重典籍翻译本身，而在翻译批评和研究方面正视不够。在一次全国典籍翻译会议的总结讲演里，我曾提出翻译工作的继承打造翻译精品、正视批评建设、提倡理论研究三大任务。从第六次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以来，我们已开始正视翻译批评和理论建设题目，但是，相关工作仍是刚刚起步，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展，专业职员的缺乏是一大瓶颈，研究水平的进步也十分紧迫。目前还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即铺排专人系统地调查和研究典籍翻译和海别传播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尽快撰写中国典籍外译史（可以先从英译史开始）。

　　此外，目前亟须加强培养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人才。海内已有不少高校拥有翻译本科专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项目以及翻译学的博士研究方向。南开大学、姑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汕头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成立了翻译研究中央或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所，不少学校在现有教育体系体例和课程系统内谋求发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典籍翻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典籍翻译的博士和硕士。这些成绩固然明显，但间隔实际需求仍有很大的间隔，不管在数目上和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但愿这些工作都能进一步有效地开展起来，为典籍翻译和中国文化的对别传播奠定人才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的规划与实施，需要多方面气力的介入。作为一项跨文化流动，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传播归根结底与经济发展、社会不乱、文化发达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我们但愿，党和政府给予更鼎力度的支持和指导，包括翻译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在内的社会各界进行更多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出好翻译精品，把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推进人类文明与和平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