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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翻译：李叔同对于丰子恺文学翻译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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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富有独创风格的漫画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闻名的散文家。他的一生“固然主要以漫画著名于世，并曾写了不少散文，又擅长音乐、美术理论和书法，但他的文笔糊口生计竟是以翻译开始，以翻译告终的”。
丰子恺的翻译涉及日、英、俄等多个语种，涉猎音乐、美术、理论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但主要是面向日本，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物语文学的翻译上。
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自11世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其文学价值逐渐被众人所熟悉。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者和研究家们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多次提到《源氏物语》，但因为该作品卷帙浩繁、文字艰深，翻译难度很大，深圳翻译一直无人开译。直到50年代，《源氏物语》才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翻译出版计划。但在当时的翻译家中，能够担当此任的最佳人选只有钱稻孙和丰子恺。但因为钱稻孙有其他翻译任务在身，这个重任天然落到丰子恺身上。
丰子恺之所以能够承担翻译《源氏物语》的大任，是由于他与作者紫式部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禀赋与才华。紫式部所糊口的平安时期受中国隋唐文化影响极大：佛教与神道教融合后被定为国教，其盛行推动了音律与绘画艺术的发展；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是追求与天然融合、贯通佛道两教“闲适、感伤”思惟的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文。紫式部从小跟父亲熟读大量的中国古典经书，有很高的汉学涵养，同时她还笃信佛教并精晓音律与绘画。多才多艺成就了女作家在日本古典文学中的杰出地位。
丰子恺着手翻译《源氏物语》时已是20世纪50年代，但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已接触过《源氏物语》，他通日语，了解日本文化，有深挚的国文功底，又认识中国文化，还学习过音乐并擅长绘画，尤其是后来他也皈依空门、笃信佛法，具备了作为译者与原作者相匹敌的禀赋与才华。然而，丰子恺这些禀赋与才华的取得，与他曾深深沾恩于恩师李叔同的艺术启蒙、人生教诲以及佛学精神的浸润有关。
丰子恺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他是在美术教师李叔同的启蒙与引导下迈进了艺术殿堂，在国文教师夏丏尊的指导下奠定了丰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恩师李叔同在毕业画展上关于“近年日本的画坛颇有作为”的教诲使他萌发去日本留学深造的动机。丰子恺赴日后耐劳学习日语，同时在音乐、绘画方面大有上进。回国后在立达学园任教期间，丰子恺不仅铭记恩师“应该阅读一些日本艺术理论书籍，最好是读原著” 的告诫，而且着手将日本近代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黑田鹏信的《艺术概论》和上田敏的《现代艺术十二讲》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译著为丰子恺的艺术实践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1918年恩师李叔同与空门结缘，出家为僧后的弘一法师秉持念佛必需救国的理念。1926年春他在丰子恺等陪同下参观立达学园，赠《续藏经》一部以充实学校的人格教育；1927年秋弘一法师与丰子恺相见，商讨合作编纂《护生画集》，用意是“借此挽救众人的心灵”。1928年秋弘一法师居留缘缘堂期间，精心策划《护生画集》的出版诸事宜，以为：“此画集为通俗之艺术品，应以柔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凄凉悲悯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因为深受巨匠佛性的熏染，丰子恺30岁时在弘一法师的接引下皈依了空门。
可见，李叔同在丰子恺人生道路的几个枢纽时刻肩负着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上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奠定了丰子恺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闻名美术家和散文家的基础，也注定了他日后能够承担翻译大任的条件。
丰子恺着手翻译《源氏物语》时已近古稀之年，但他倾泻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情，从1961年开始，他用5年多的时间以极为当真严谨的立场完成了翻译工作，其“译文儒雅流畅，具有音乐感，而且通俗易懂”，颇为合乎信达雅的要求，达到“几近完美”的程度。
然而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之飓风席卷整个中国，在这场浩劫中，丰子恺与很多“反动学术权势巨子”一样受到冲击。《源氏物语》的出版不但被搁置起来，他本人也因此受到批判。在苦难与辱没中，当很多人以决绝的方式离别这个世界时，70岁的丰子恺却以“暂时脱离尘世”的心境，在暗中进行的绘画与著述中体验到了欢乐。他以赏识的眼光翻译了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短篇小说《旅宿》，它是作者为逃避现实中的丑恶而创作的所谓“闲适文学”。丰子恺赞赏作者对时势不满的立场，认同作品主人公“超然出生避世”的行为，决定将自己对人生酸甜苦辣的理解和体验浓缩进翻译之中。这也可以看作是译者丰子恺借以表达心境的一种方式。此后，丰子恺又静静译出《竹取物语》、《落洼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并交给亲友或弟子珍藏，尽管他不知道这些译作能否面世或何时面世，但他相信光明必将来临。而丰子恺之所为，恰是弘一巨匠“以出生避世思惟做入世之事”精神的传承，充分体现出中国文人痴情于文化创建、醉心于精神传递的可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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