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动静：英文《中国日报》8月3日报道：Jiri Stejskal始终无法健忘，七年前他住在北京一家宾馆时，房门上挂着的“请勿打搅”（“please Do Not Disturb”）的标志。

作为国际翻译家同盟（FIT）副主席，以及正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19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要组织者，Stejskal告诉《中国日报》记者，当年宾馆房门上那个标志的背面写的是“请打搅”（“please Disturb”）。单词固然没错，但这不是隧道的英语，英语文化当中也不存在所谓的“请打搅”。

那是Stejskal第一次来中国。他把在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街道上看到的“滑稽英语”都拍了下来。

在那之后，Stejskal又多次来到中国，但他留意到，这些“滑稽英语”正逐渐消失。他说，“变化真的很大”，并且还以为中国翻译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进步。

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中国翻译家在本次世界翻译大会参会国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挪威。这场为期四天的世界翻译大会于本周一在旧金山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国的700多名笔译和口译代表参会，其中注册的中国代表就有54名。

他们所代表的，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加速以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景下，正在走向繁荣的一个服务工业。这一工业囊括了笔译、口译、地方化服务、语言技能进步以及语言教授教养与咨询等业务。其中的地方化服务是指舌人匡助在华设立办公室的跨国企业，将公司的内网、网页甚至是一些软件翻译成中文。

中国翻译协会（TaC）副会长黄友义在本周一大会致辞时提到，中国翻译协会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提供翻译以及地方化服务的公司共有15039家，远远超出之前3000家的预期。黄友义刚刚结束其世界翻译大会副会长的九年任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间搭建文化桥梁，其努力获得了世界翻译大会的特殊赞誉。

黄友义说，“守旧估计，中国的翻译和地方化服务外包市场营业总额大概会超过120亿人民币（约19亿美元）。”

根据美国闻名语言行业调查机构Common Sense advisory公司2010年的统计数据，全球市场的外包语言服务营业额为263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营业额大概占了7%。跟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寻求海外发展，该业务的市场需求还会继承进步。

黄友义还先容到，为了知足市场对高质量笔译和口舌人不断增长的需求，海内开设翻译硕士的高校也由2007年的15所增加到今年的158所。与此同时，还有42所高校在本科教授教养中就设置了翻译专业。

与繁荣的市场相伴生的是激烈的竞争。黄友义说，“从事这一行的大多数人都以为，做这一行的人太多，这是一种挑战，而不是机遇。当市场处于一种零碎的、激烈竞争的态势时，通常会导致服务价格和质量的降低，这对整个翻译行业来说都是不利的。”

张裕说，他们公司对3D裸眼软件先容的翻译均匀每个汉字收费2.25元，属于中等价位。

黄友义说，过低的价格正在损害这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和专业性。

Stejskal把笔译和口舌人的工作比作“把关人”，是他们开启了跨文化交流的大门。

因此，Stejskal以为翻译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汲取有关文化的知识。

例如，一位二战期间在云南军用机场服役的美国士兵写了一部回忆录，其中描述了厨师如何用牙签检查烘烤了的蛋糕是否成熟。但在这部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里，这一细节却被译者译成了厨师将牙签放在面团上面。很显著，译者并不了解牙签在这里的用途。

在搭建各国间文化桥梁的过程中，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名著都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并以不同的版本问世。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小说《红楼梦》的两个英文译本——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以及杨宪益和他的妻子戴乃迭（Gladys Yang）翻译的《红楼梦》。

澳门理工学院英语语言中央教授毛思慧说，“杨宪益和他的夫人的译本更忠实于中文原著，译的非常好。”上周日，毛思慧成为世界翻译大会委员会最新当选的17名委员中的一员。

尽管有不少人以为，对中文作品的翻译就应该带点“中国味儿”，然而“霍克斯的译本《石头记》更受欢迎，由于他的译本可读性更强。” 毛思慧说。

毛思慧夸大，译者在试图传达意思、感情以及其它文化上的细微差别时，主要的障碍就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

例如，毛思慧提到，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在表达他们的思惟时，通常要求读者“心领神会”。“外国读者经常会感到困惑——这些古代的中国人到底想表达什么？”

与此同时，Stejskal也表示，当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经济迅速全球化，同样要求译者能够把握特定的知识、了解用户的需求。

假如缺乏基本的知识，翻译就会泛起错误。Stejskal举例说，前些年有人把婴儿配方奶粉包装上的英文翻译成西班牙文时出了错。幸亏在产品上市前及时发现，不然就可能产生严峻的后果。

Stejskal还提到一份对ipad的日文先容，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假定ipad是给年青人使用的，因此译文都是针对年青消费者的。

Stejskal说，其译者并没有意识到，良多日本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也会购买ipad。这份ipad产品先容的早期版本没有日文的敬语，显然不符合成年人的需求。

黄友义则表示，中国的语言服务同样面对着知足特定领域客户以及大众需求的挑战。

张浴指出，大多数语言服务在处理一些科技、产业、贸易等要求精准表达的行业的翻译题目时，都只采取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直译。

并且，当前中国只有一个国家级的笔译和口译认证考试。

黄友义说，“在实际的笔译和口译市场中，常常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翻译。更重要的是，语言服务机构也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人才，好比精晓多种语言的项目经理，翻译工具的开发者，以及纯熟把握特定术语的人等。”

黄友义是使用汉语而非外语来描述西方首创事物主要推动者之一。他说，20世纪早期，中国的翻译家能将一些西方现代发明翻译为简朴而又恰当的汉语，好比把airplane译为“飞机”，tank译为“坦克”等。

他还说，在将当代的经济、治理、科学、技术术语译为简朴易懂的汉语词条方面，当前的中文译者显然做的不太好。

例如，对于“Mp3”，除了“一种数字音频编码的有损压缩格局”这个冗长的解释，目前还没有合适而简短的中文译法。

有一次在北京乘出租车时，出租车司机告诉黄友义，尽管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常常在财经新闻里重复IpO（首次公然募股）这个词，但他始终都不知道IpO是什么意思。

黄友义说，“或者用意译，或者用译音，以便让受众一下子记住这些新词，特别是经济、治理和科技中的新词。这个在中国事个题目，需要翻译界努力改进。”（中国日报社总编纂助理 黎星 编译 赵欣莹 编纂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