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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寅：史学著名的翻译工程惠泽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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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巨著《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惠泽国人——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
《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现代史》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02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三部世界史巨制，有“剑桥三史”的美誉。它发端于阿克顿勋爵策划与主编的14卷本《剑桥近代史》，其第二版《新编剑桥近代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名，于上世纪末陆续翻译出版，惠泽众多中国学人与世界史兴趣者。
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于2010年底获准立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两部史书巨制迄今尚无除英文之外的其他语种译本，中译本的翻译和终极出版，将打破这种局面。近日，记者就这一重大工程的相关情况专访了首席专家武寅研究员。
问：《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迄今尚无英文之外的译本，中译本的翻译工程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开始启动？
武寅：这两部巨著篇幅巨大，内容包括史前史、古埃及史、古代近东史、古希腊史、古罗马史、基督教文明史和伊斯兰教文明史等，其中涉及大量古代文字包括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等，此前我国还没有哪一家机构有能力组织和翻译这两部巨著，也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有决心、有能力胜任这一工作。
但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学科取得了长足进展，海内高校与科研院所已经形成了一批受过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基本功全面练习的研究步队，可以说具备了翻译的职员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史学科刚刚被批准为国家一级学科，开始与中国史和考古学并列。我们除了高兴和欣慰，更要通过一些详细举措来落实作为国家一级学科的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因此，我们要边翻译边研究。
问：两套巨著的学术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
武寅：第一版于20世纪前期的《剑桥古代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英语世界及法国、德国等国的着名学者和专家进行了长达30年的重写，由原来的12卷扩展至14卷19册，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的篇幅更是成倍增加，还将第一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了公元7世纪左右。
新版《剑桥古代史》大幅增加了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在有关古代文明的发源、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古典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关系、古代世界的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题目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堪称代表20世纪后期西方古代史研究翻译公司报价的最新水平。
由闻名中世纪史专家保罗?佛拉克莱、罗萨蒙德?麦克基德里克和拉斯坎姆等人担任主编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2006年出齐了全部7卷8册，它在旧版单纯关注政治史的基础上，将经济、社会、精神和文化等领域也纳入论述范围；挣脱了过去将欧洲视为世界全部的“欧洲中央论”，力图从整体上考察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互动。可以说，《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相关学术研究的繁荣与提高。
问：我们为《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高质量翻译与顺利出版提供了哪些详细保障？
武寅：这部译著假如不能成为传世力作，就会留下千古骂名，所以我们所有介入者都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翻译工程由我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主管的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牵头，其组织和翻译主力集中了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的大批一流学者及中青年骨干。
我们采取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各卷册负责人层层负责把关的分级治理模式，成立了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组织经验的世界史专家、出版社领导及相关职员组成的翻译工程工作委员会，礼聘了刘家和、朱寰、王敦书和庞卓恒等海内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领域的着名专家担任参谋，将不按期召开专家参谋咨询会议和工作会议。
为同一《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众多译名，还由各卷册负责人组织翻译了各卷册名词索引，汇总成《世界古代史译名词典》和《世界中世纪史译名词典》并予以出版。
问：这一翻译工程的进度是如何规划的？
武寅：整个翻译工程包括4个子课题、31个子项目，计划5年内翻译完成，7年内全部出版。现已如期完成翻译各卷目录和索引的汇总收拾整顿。目前，各卷提交了占总量十分之一的样章，之后将召开各卷负责人和参谋委员会成员参加的翻译工作会议，讨论和解决翻译过程中泛起的各种挫折。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将完玉成部译稿的校订和统稿，届时，编纂工作基本完成。因为出版方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合同还划定了一个详细的出版期，根据翻译的国际惯例，我们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大条件下，还会力所能及地加快进度。
问：《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中译本翻译、出版告竣后，将有什么重大意义？
武寅：这两套史学巨著的翻译和出版，将为海内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提供广泛的参考资料及可资鉴戒的内容，并为中国读者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提供更为可靠的历史信息。
与此同时，它对推动我国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学科的建设，晋升中国世界史体系及世界通史研究水平，培育和打造一支面向21世纪的高水平世界史学研究步队，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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