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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翻譯中的矛盾：忠實、科學與藝術

"忠實"作為一個目標可以視為翻譯活動的終點，但這個目標的實現卻并不是翻譯的最后一個步驟。它體現在每一個哪怕是微小的步驟中，是翻譯全過程的總和。因此，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一飛離科學的堅實地面，就必須出現差異、偏離。那么，究竟應該給予藝術的翅膀多大的自由呢?

一種較為極端的藝術論主張盡量發揮譯入語語言、文化的優勢，使翻譯成為"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競賽"。翻譯藝術似乎不需要多少束縛，甚至不妨擁有自己獨立的標準，于是就有了"音美、意美、形美"的"三美"說。當然，即使作為創作論，"三美"的標準也不一定具普遍性，在翻譯中是否到處適用就更值得考慮。但問題的焦點是，翻譯中藝術的本質如何?它真能擁有自己的獨立標準嗎?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五花八門，但在一個基本點上卻趨向于一致：翻譯的藝術與創作的藝術有著本質的差異，它不可能捆有獨立的藝術標準，而只能以原文為指歸。"神似"說如此，"化境"說亦如此。所謂"譯者得矯揉造作，對原文亦步亦趨，以求曲肖原著者的天然本來的風格。"?或者："我們所說的翻譯是藝術的再創造，也只能是有限制的、受制約的再創造。……譯者的創造性活動不能脫離原著限制規定的范圍。如果說"競賽"這個詞正確地強調了藝術所要求的再創造，這也不是一場公平競爭，因為譯者必須以原作的馬首是瞻。

"正確認識翻譯的性質，認真執行翻譯的任務，能寫作的翻譯者就會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適當的寫作沖動。"所以翻譯藝術的任務是模仿。如果說卓別林的模仿者甚至可能超過卓別林本人(這仍然值得討論)，這種"超越"也必須表現為對卓別林藝術本質的逼近，模仿者不可以摻進自己的東西或把卓別林變成別的什么人。

這種說法從理論上看當然更為全面：它既引進了再創造的機制，使翻譯成為可能，又充分考慮到原著，使翻譯不至丟掉"忠實"的目標e好的翻譯就體現為兩者的完美結合。但這里我們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這種結合可能達到嗎?藝術的生命就在于個性，在于其特殊性、獨創性，把這些都閹割掉它還能有多少作為?藝術能否既自由飛翔又與科學精神保持一致?或者說它能否同時又在天上又在地上?人們常把翻譯藝術比為"帶著鐐銬跳舞"，其意一方面強調翻譯所受的嚴厲束縛，一方面強調高明的譯者仍可戰勝束縛創造出優美的藝術。但在這兩層意思上這個比喻都可能使人們對翻譯藝術的矛盾本質產生誤解。翻譯不同于創作，翻譯過程也不是征服束縛取得自由、取得個性高度發展的過程。在翻譯中原文并不是"鐐銬"：既不可消極地視之為束縛人的桎梏，也不可把它作為僅供襯托的道具。它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起著主控作用，時時要求維護它的權威。唯其如此，才使翻譯藝術面臨深刻的矛盾沖突。

看來"公平競爭"確是一個誘人的選擇。可我們已看到這種觀點的片面性。同時它也帶給翻譯這樣一個悖論：離開藝術翻譯將一事無成，可藝術又意味著背叛，對忠實的背叛。換句話說，為了接近原文，我們必須背離原文。越是成功的譯作，其藝術越為精湛，那么它與譯入語語言形式、文化就越是融合無間，譯者個人的滲入成份就越重，它與原文的距離也就可能越遠。傅雷"高老頭"中譯本藝術上的成功使它比別的譯本可能更接近原文，但同時正是這種成功使我們有理由說它不是巴爾扎克寫的。

以上討論顯示，證明"忠實"目標對于翻譯的重要性、科學及藝術手段必要性的過程也就是揭示它們之間矛盾的過程，它一步步使我們認識到這種矛盾的錯綜復雜性。

"忠實"是翻譯概念中的必有之義，但從一開始它就感到它的對象飄忽難定。它注定要經受"該忠實于誰"這個問題的折磨，要把闡釋學中所有的紛爭、困惑都上演一遍。
科學化是翻譯為了實現其忠實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它與生俱來的渴望。然而現代語言學、現代批評理論觀照下的語言所具的本質卻使得科學無法將整個翻譯過程納入它的系統范圍之內。

藝術似乎能夠幫助科學完成它的任務，然而它的手段是引進差異、叛逆。而這恰恰是科學精神所不能容忍的。
　
科學志向高遠，可是由于語言的阻抗它無法使翻譯高飛；藝術這對飛翔的翅膀又被科學限制了振動范圍，翻譯便顯得像是在這兩難處境中討生活。科學當然期望通過不斷地自我完整有朝一日能夠獨立完成它的使命，可是它注定永遠擺脫不了藝術這個不總是受歡迎的朋友。藝術的天性是奮翅高飛，可在這里它卻不得不時時忍受受限制的痛苦，翻譯的特殊的痛苦。

科學與藝術之間這種雖然互相依賴卻又互相排斥的關系是科學論與藝術論之間長期爭論的根源。這不能簡單地歸咎于論者的各執一端，不及其余。爭論雙方不但各有其道理，而且各自道理中都隱含對另一方的否定，承認翻譯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對雙方都意味著承認翻譯內部包含難以調和的矛盾。就科學而言，這意味著它必須正視"忠實的手段是叛逆"這個事實，即使是有限的叛逆；而藝術論則必須接受"在自我否定中實現藝術"這個痛苦的悖論。

翻譯中蘊含的所有這些矛盾吸引了許許多多人們為研究它付出努力，同時也帶給我們許多理論上的難題，許多被斥為"已經把我們折磨了不知多少遍"的"陳詞濫調"。理論出于其內在邏輯的要求，當然要堅持不懈地建立一種體系，使所有矛盾都能在其中得到解釋，但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簡單地降低"忠實"的要求，使其成為一個可選項，付出的代價太大。另外一個極端是割斷手段與對象的任何聯系，墮入完全的不可譯論，可是這不但在理論上沒有意義，也為實踐所不容許。還有一種傾向是建立翻譯中"藝術創造性與科學忠實性的辯證統一"。這種做法貌似深刻，卻很容易流于淺薄皮相，結果可能只剩下一具思維定式的空殼，卻把翻譯中科學與藝術的矛盾本質掩蓋起來。我們不否認兩者之間存在著統一，例如它們都是為了實現"忠實"的目標；也應該承認兩者之間一定程度的互相依存關系，但它們并不是一張紙的正反兩面，不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兩個側面。它們是由于一些外在因素一翻譯的"忠實"目標、其對象的特殊性質等一而產生了聯系，這樣在理論上它們就有可能矛盾多于統一，互相排斥多于和諧融合。例如，如果一篇譯文單獨看是一件成功的藝術品，它必然得益于許多科學因素，描述這種科學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得上關于辯證統一的整套術語，但是從翻譯科學的角度看這篇譯文卻仍可能因為沒有做到忠實而是一個失敗。不妨這樣說，翻譯中存在著兩種科學，翻譯的科學和一種類似于創作中的科學，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卻不像后者服務于藝術從而與之處于一種"辯證統一關系"之中。它以忠實為其最高目標并因此更多地外在于藝術。正因為如此，翻譯理論"割裂性"地沿著語言學派和文藝學派不同方向發展才能各自取得目前已有的成就。探討科學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必然會大有收獲，但不能把問題簡單化，否則無以解釋理論界何以會有長期激烈的爭論。

　最后，正是因為翻譯中這些錯綜復雜矛盾的存在才給了各種理論發展的廣闊天地，也奠定了翻譯作為一門學科獨立存在的基礎，使它在和語言學、闡釋學、批評理論等許多學科息息相關的同時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因而將成為這個人文交響樂中一部永恒的變調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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